普仰寺旧址

    1950年9月，我在上海经济改组中失业，投亲靠友来到沙市，在天福海味号当店员。1954年沙市“商转工”时，我随天福海味号部分店员一起，转到建沙帆布厂当工人。

    建沙帆布厂厂房设在一幢古寺庙里。1954年1月8日上午召开建厂成立大会，市委领导同志陈明到会讲话，沙市工商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会表示祝贺。当王锦川市长剪开横在厂门前的红绸子之后，人们进入大殿，里面安装着两台捻线机、两台络筒机、几台帆布织机和一台络纬机。机器不多，都是崭新的。这就是沙市第一家“商转工”企业——建沙帆布厂开工典礼时的情况。1953年下半年，天福号经理徐以钦对我说：“政府号召‘商转工’，我准备和川烟业的‘元盛生’、  ‘同康’、  ‘天和公’三家商号联营办一个造纸厂，荆沙地区的芦苇可作造纸材料，你看怎么样？”他还准备同其它几家商号的老板到上海去考察。我对他的主意表示同意，并委托他在上海买几本有关造纸技术的书。可是当他从上海参观回来时，订购的却是生产帆布的设备。放弃办纸厂有两个原因，一是光靠芦苇做原料还不行，还要有进口木浆；二是造纸需要大量的水和电，水电设备要很大的投资。武汉帆布厂的马老板说，帆布的生产工艺不复杂，原料和销售都不困难，且投资少，盈利快。这样，徐才决定办帆布厂。

    据我所知，在筹备办工业之前，天福号和川烟业商号的资方人员早就为本店剩余资金和劳资人员找出路。响应政府“商转工”的号召，能保障他们的职位、工资和自己拥有的资金，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也感到自己虽说经商有能力，但办工厂不一定在行，于是多次找沙市正明面粉厂老板佘克明求教。佘老板说：  “没问题，你们尽管大胆干！”至于劳方，看法不一致：年轻、职位低、工资低的店员被工厂每周只上6天班、每天只干8小时吸引住了，转业积极性高，是促进转业的主要力量。而40岁以上的店员，职位高、工资多，担心转业后无专长，高位高薪保不住。尤其是年龄大、体力差的店员，认为“转业不如经商”，有的还找借口阻挡。我当时30岁，职位、工资都是中等偏上，心理状态是两者兼有，这也是我被推荐为转业职工代表的原因之一。劳方中的两种心理状态直延续到1953年秋，天福和川烟业联合。联合后，以其共同资金的三分之一和约占三分之一的老弱人员留下来，继续经营商业；而以三分之二的资金和青壮人员转入建沙帆布厂。这一举两全之策，才算解除了各自的思想顾虑。

    在什么地方建厂？几经选择，最后选在位于崇文街后富阳巷内的普仰寺，该寺由前殿、大殿、后殿组成，左右各有几间平房，但后殿已塌，其它除屋架尚可利用外，都得重新修理。筹建建沙帆布厂，开始是由天福和川烟业的资方人员组成董事会，推荐元盛生的资方经理综管全面工作。基建即将完成时，市政府派教养院院长张文忠同志代表公方来厂商讨公私合营。经协商决定，由私方代表罗贤智任经理，私方代表徐以钦任副经理，公方代表张文忠任副经理，另两名私方代表安排总务工作。1954年初夏在驻厂工作组的帮助下，重建了厂领导班子，杨树康任厂长，徐以钦任副厂长。当时共有工人63人，主要是由劳动局安排的失业工人（有一次就分来了10名烟厂女工）和“商转工”的青壮年店员（占多数）。当时担任市总工会主席的张国辉和地方工业局局长穆常生同志，每星期至少有三至五次来我厂同工人谈心，鼓励大家钻研技术，进一步激发了工人们的生产、学习热情。

    转业初期，劳资双方都享受各单位原定的待遇。就天福号来讲，转业前，资方和高职位店员的月薪金（不包括免费供应的一日三顿饭）为50万至70万元（旧币，下同）；中职位店员是30万至45万元；青工随学徒年限长短定为15万至25万元。除此以外，年终可拿双月工资，年后还有相当全年工资的50%到100%的红利，这在当时由商业转办的工厂中是偏高的。到了1954年5月底，实行工资改革。工改的原则是：偏高的一律保留，偏低的调高。织布工的基本工资按纱厂的细纱值车工靠级，完成定额的每月可收入50万元，超产的按超产量加钱。织布工月工资平均收人在45万—60万元。

    建沙帆布厂开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缺乏技术人才。当初，到上海提设备时，驻厂工作组要天福号和川烟业各派一名代表去上海。但两位代表一无所知，无法验收设备。厂方建议，他们可在上海请两位技师到沙市工作，但月薪要120万元至170万元。问题反映到到沙市，市工商局刘成章局长带着我和杨树康找市领导同志汇报，市领导同志同意两位技师随同机器一起来到沙市。

    第二个问题是产品质量太差。开始生产的布竟百分之百的是“欠纬”疵布（不合织物组织规格要求）。工业局组织全市一些有名气的机械、纺织工程技术人员，来厂帮助找原因。经反复检查，没有发现机械上的不正常。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车间没有调节温湿度的设备，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厂里资金限，不可能买洋设备保持车间的温湿度，只能用开门窗吹自然风降温、关门窗烧炉火升温等土办法调节温湿度。

    第三个问题是管理跟不上来。当时行政管理人员都是经商的劳资人员，缺乏工业管理经验。新任厂长杨树康参加市里组织的学习团，到武汉裕华纱厂学习工业管理。学习回来后，用裕华的经验管理工厂，并组织全厂行管人员学习《中国纺织》杂志上刊登的有关资料，到有关工厂进行对口学习，建立了各车间、工段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管理制度，随之又不断的经过改进、充实、完善，才逐步走上正轨。

(转自1989.6《沙市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