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风报道：1932年7月，国民党10万大军编成多路纵队，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加之军事指挥的失误，导致洪湖、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相继丧失，湘鄂西第四次反“围剿”最终失败。1932年10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率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12月21日，红三军攻占巴东县城，30日再占鹤峰县城。

1933年的一天，在鹤峰一间简易的办公室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红三军军长贺龙、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三人神情严肃，认真翻阅部下从敌探身上搜来的秘信，不停地思考秘信的内容，严格审查亲笔书写秘信的人员。通过“三堂会审”，大家一致认定，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保卫总局局长姜琦的确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姜琦，又名江奇、姜器，湖南益阳人，是夏曦的远房亲戚。大革命时期，他当上农民协会的会长，趁打土豪劣绅之机发了一些横财，想跑到长沙过安逸日子，哪料到半道上被溃败的北洋兵打劫。他正沮丧地在长沙城里溜达时，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表兄夏曦邂逅，夏曦让他去他那里干勤务（秘书）。1927年5月“马日事变”时，姜琦被许克祥部抓捕。一用刑，他就把什么都招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姜琦也变节投敌了。被放出来后，姜琦花言巧语骗过了夏曦，夏曦又让他继续干勤务，他把从夏曦那儿得到的情报，密报给特务组织。1931年3月，夏曦被中央指派到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路上遇到姜琦，夏曦问姜琦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湘鄂西根据地，他说愿意后，就一同来到了湘鄂西根据地。然而夏曦不知道的是，此时姜琦早已被川军特务组织收买。起初，姜琦给夏曦做勤务兵，后担任保卫队员，接着升任军政治部政务科长。在夏曦成立肃反委员会时，自己出任书记，选派他“最信得过”的姜琦担任了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这一要职，主要负责肃反事宜。

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肃反”运动最先是从1932年5月开始的。起因是红三军抓到一个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营长，押送到保卫局。姜琦亲自提审，通过逼供信等手段，张锡侯诬供天（门）汉（川）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是“改组派”，并准备5月18日阴谋暴动。姜琦迅速将杨国茂抓捕，在辣椒水、烙铁等刑具的折磨下，杨国茂只得按照姜琦的暗示，供出曾得罪过姜的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也是“改组派”。夏曦偏信姜琦，写条子要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把人交给保卫局。胡慎己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姜琦就按需要编好口供，将胡打昏，抓着他的手按手印，就这样，胡慎己成了“改组派”。在酷刑之下，胡又胡乱供出了一些“同伙”，姜琦也将他所供出的人逮捕。于是层层株连，层层捕人，层层肃反，改组派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抓越多，越杀越多。仅这次事件，被株连打击的苏区省委委员、部长以上干部就有23人，红军团以上干部28人。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苏区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姜琦，在红三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有时报夏曦同意，有时根本不用告诉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理由，就直接将其逮捕、处决。对他看不顺眼的红军指战员，上到师团长下到普通战士，都随便安个罪名就杀害。姜琦迫害红军干部还颇有创意地发明了“铁丝穿锁骨”、“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酷刑之下，很多无辜的人屈打成招为“改组派”。处决红军干部，惯用的手法是枪决、钝刀剁脖子、棒打头颅、石块砸头、装入麻袋沉湖等。比如：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三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万涛被捕后遭受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耳闻，等到打的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以乱棍打死。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后，关节全部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六军军长、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被姜琦说成是“改组派”的一面旗帜，炮制出“改组派”的假罪行材料，要求段德昌签字被拒绝后，命人将段德昌打晕，强行摁了手印。1933年5月1日下午3点，在巴东金果坪江家村的山坡上，姜琦故意挑了一把钝刀行刑。目击者称，段德昌的头不是砍下来的，而是锯下来的，他死得异常痛苦。柳直荀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冬任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4月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1931年6月任鄂西北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后兼任红八师政治委员。柳直荀自认为与夏曦的交情不错，对夏曦的一些错误敢于直言，甚至提出批评意见。姜琦在夏曦那煽风点火，说柳直荀的队伍里“改组派”很多，柳是“房县苏区改组派的书记”，柳自己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绑起来押进了保卫局，几乎每天被拷打到深夜，行刑前已经残废了。1932年9月14日，在监利周老嘴，姜琦亲自监斩柳直荀。柳直荀被乱棍打死，抛尸于湖中，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肃反”干将姜琦杀人如麻，红三军战士在私下称其为“魔王”“刽子手”，战士们都不敢当班长、排长、连长，因为当了官就可能是“改组派”，就会被捕杀，搞得民心皇皇，军心涣散。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贺龙元帅后来回忆说，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火线肃反”。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代学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永，曾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一文中，对此数据提出过质疑，经其考证认为：“夏曦领导湘鄂西先后四次肃反逮捕约3000人”，“处死约600人”。载《史学集刊》。本刊注）。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第四次“肃反”时竟查明姜琦却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潜伏特务。1933年5月下旬的一天，红三军侦察连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执行任务时，在鹤峰麻水附近捕捉到一个敌人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亲笔信和红三军机密情报。经审讯，敌探承认他是受国民党川军将领郭勋祺指派（川军郭勋祺部于1931年被蒋介石调往湖北参加“围剿”洪湖根据地），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获取红军大量军事秘密。肖美成立即将敌探押回师部交给师长卢冬生。卢冬生亲自提审，敌探供认不讳。兹事体大，不敢擅自作主，卢冬生连夜将敌探和姜琦的亲笔信及情报送交夏曦、贺龙和关向应。夏曦知道自己十分倚重和信任的人竟然是国民党特务，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有地缝都可以钻进去，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审讯姜琦时，姜琦在铁证面前，供认了所有罪行。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可能，在一天晚上，他躲在被窝里把脚镣和手铐弄开，企图半夜翻窗逃跑，被看押的红军战士发现并果断击毙。姜琦死后，指战员们仍不解恨，对姜的尸体有的人用石头砸，有的人用刀剜，有的人用木棒捶，最终尸骨无存。

姜琦一死，红三军除去了一大毒害，红三军干部和战士们无不拍手称快。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近代史》《民国春秋》第三卷第十九章《湘鄂西悲歌》；

2、贺 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3、《文史天地》2017年第12期；

4、贺 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第1期；

5、谷志标：《难忘的岁月》；

6、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年9月15日。

（通讯员：段佐川、张必林/编辑：陶威/一审：唐杰/二审：王桃芳/三审：江敏）